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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庄子·说剑篇》中透露出的武术文化信息

[日期:2013-02-10]   来源:功夫资讯网   作者:KungFu   背景: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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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庄子》在中国文化的浩瀚星空中,无疑是奇特而光辉的巨星之一,它对秦汉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极为深远。其成就,在先秦著作中,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名。《庄子》一书中,亦包含有丰富的与传统武术文化有关的内容。《庄子•说剑篇》中提出的“示之以虚,开之以利,后之以发,先之以至”的用剑之道,对后世武术理论的发展更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但长期以来,人们对《庄子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哲理和文学方面的阐述,对于该书中蕴含的丰富的武术文化内容的阐发却极为有限,即使是著名的《庄子•说剑篇》,当前的有关理论也还主要局限在“用剑之道”等局部的认识层面上,把《庄子•说剑篇》作为独立的篇章进行全面武术文化探讨的专门研究,目前仍似没有。这对于博大精深的《庄子》理论的阐扬和历史悠久的武术文化的发展而言,都不能不说是一个“暂时的遗憾”。正是基于以上认识,本文拟以《庄子•说剑篇》为研究对象,力图阐述其中富含的武术文化内容,揭示《庄子•说剑篇》的武术文化研究价值,并对当前武术文化的发展进行探讨。

关于庄子的生卒年和《庄子•说剑篇》的真伪

今本的《庄子》分为内篇、外篇、杂篇三大部分,《庄子•说剑篇》列于杂篇。目前,关于庄子的姓名、籍贯、生平、著作等都仍存在一定争论,《庄子》外篇和杂篇皆有庄子后学所为之疑。庄子的生卒年代,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。能够据以判断的主要文献资料,一是《史记》的大概说明,二是《庄子》的有关内证等。对《史记》的研究表明,“庄子大概主要活动于公元前370一前324或者前301年。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坐标,并不能以此确定庄子的生卒年,其生卒年显然需要向前向后推”;根据《庄子》的内证研究,“庄子之卒最早不得早于赵惠文王元年(公元前298年),至迟不得晚于宋之亡(公元前286年)”;近代学者关于庄子生卒年的各种主要观点中,马叙伦的公元前369一前286年之说则较为大多数人所接受。统观以上各种论断,我们可以产生这样一种认识:庄子在有生之年与赵惠文王的相见应该存在着历史年代上的可能性;因此,《庄子•说剑篇》系庄子所作,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历史可能;而无论如何,《庄子•说剑篇》中所反映的赵惠文王时期的历史风貌都应该是具有相当信度的。这也就为我们透过《庄子•说剑篇》,探讨当时的武术文化状况提供了可能。

《庄子•说剑篇》对剑术以及武术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

《庄子•说剑篇》中保存了一些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剑的形制方面的重要资料。赵惠文王见到庄子时问道:“夫子所御剑长短何如?”庄子日:“臣之所奉皆可。然臣有三剑,唯王所用。请先言而后试。”然后,分别以“锋”、“锷”、“脊”、“镡”、“铗”等剑的不同部位为喻,向赵王描述了治国理天下的道理。这些内容,至少可以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长剑已开始出现并得到了普及,而且至迟在赵惠文王时期剑的形制已经定型。而这种状况又是战国时步战逐渐代替以戈、矛等长兵为主的车战,从而需要相应短兵的出现,同时冶炼技术的发展又使铁兵取代铜兵的实现成为可能。“春秋时代的剑一般在50cm左右,个别也有60cm稍长者;而战国剑则常常在70~100厘米左右,个别还有长达100cm以上者。长短变化如此显著,非常引人注目。”剑身的加长必然带动技术的变化,长短剑并存的格局积极地促进了剑术的丰富和提高,“锋”、“锷”、“脊”、“镡”、“铗”等剑的不同部位名称的出现,则标志着剑的形制已趋于定型。“从春秋末期到两汉间的数百年间,长短剑并世而存,出现了风行海内的‘击剑热’.形成了为士大夫所尊从的‘剑崇拜’,这个时期可称为我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。”

《庄子•说剑篇》里,庄子借用斗剑的道理来劝说赵惠文王放弃“日夜相击于前”的斗剑,励精图治,治国兴邦。其关于剑术的阐述异常精辟一一“夫为剑者,示之以虚,开之以利,后之以发,先之以至”,短短数言,不仅反映出当时的斗剑技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,而且体现出对斗剑经验的深刻领会和技战术理论方面的深入总结。“这段击剑要领,被视为武术技击理论的纲领,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击剑,可以看成是整个武术的一种战略战术理论。它的基本思想是:故卖破绽,诱敌来攻,因敌应变,后发制人,夺取胜利。这是中国武术的基本理论之一,至今仍是指导武术发展的重要原则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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